如果要问中国近些年的史前考古有什么重大发现，相信很多人会想到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的石峁遗址。人们把这座兴盛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规模大于良渚与陶寺、面积约400万平方米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的城址称之为“石头上的王国”。

　　“在中国西北俯瞰秃尾河的一处山脊上，研究人员发现了一座曾作为中央宫殿的巨型阶梯‘金字塔’，以及防御石墙、制作工具的碎片和多处布满了殉葬用的人头骨的葬坑。”8月24日，英国《每日邮报》网站的一篇报道掀起了轩然大波，被称为“史前中国最大石城”的石峁遗址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座沉寂了4000多年的石头城

　　1958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期间，称为“石峁山遗址”的石峁遗址首次被考古工作者记录和关注；1976年，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戴应新在山西进行考察，从山西民间听到关于神木石峁的一些信息，于是专门到石峁考察，此后先后有来自西安和北京的考古队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

　　36年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市、神木市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系统区域考古调查，全面了解了石峁遗址的分布范围和保存现状。人们意识到这处规模超乎寻常的遗址，结构复杂、形制清晰，年代可能早至4000多年前。至此，石峁遗址科学系统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正式拉开大幕。

　　石峁遗址的主体内涵是一座包含“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城垣的超大型史前城址，城内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石峁遗址考古队副队长邵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石峁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城墙和外城墙呈半包围状将“皇城台”环抱，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东北—西南方向。城内密集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城外还有数座“哨所”预警遗迹。石峁内城面积210万平方米，外城面积190万平方米，内、外城的城墙长度达10千米左右，宽度2.5米。

　　“碳十四系列测年及考古学证据表明，石峁城址初建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是公元前两千纪前后（即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中国所见规模最大的城址，相当于6个故宫，被誉为本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史前考古发现之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考古队领队孙周勇研究员说，石峁城址大体量的建筑全是用石头堆积而成，推算总用石料12.5万立方米，在中国考古史上绝无仅有。它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见证，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及发展高度的传统认识，对进一步了解东亚及东北亚地区早期国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石峁遗址出土的陶鹰（资料图片）　

　　“金字塔”应是“王的住所”　

　　从洞川沟沟底，沿一条扩建中的道路驾车攀爬，经过一段护坡石墙，半山腰上一个高大的砌石台地映入眼帘，考古队的旗帜在工地上随风飘扬。这就是当地人俗称的“皇城台”——石峁遗址的核心区、联合考古队正发掘的工地。眼前的“皇城台”底大顶小，呈“金字塔”状，四周包砌了多达9级的层阶状护坡石墙。这是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的核心分布区。　

　　“从结构来说，它是类似于金字塔形的一个大型台体，上面分布了大型宫室，青铜、占卜等重要祭祀或手工业生产有关的一些遗存，应为高等级贵族或‘王’居住的核心区域，我们形象地说它就是‘王的住所’。”考古人员介绍说，这座金字塔形的皇城台遗址，在功能上和结构上与古埃及用作陵墓的金字塔区别较大，但和美洲玛雅文化的金字塔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座被称为“金字塔”的皇城台遗址高70多米，顶部修建了巍峨的宫殿和祭祀场所，高大的建筑不仅加强了防御功能，而且也是一种增强凝聚力和让周边部落臣服的象征。　

　　记者穿过2100平方米的广场，沿着发掘出的门道，登上“皇城台”台顶看到，十几个考古队员正在清理着古代堆积。这里是“池苑”遗迹，清理过后，将砌上护坡石墙。在皇城台第二、三级石墙墙体，分布着许多孔洞，洞内插着一根根圆形木头，有的已成朽木。据邵晶介绍，“因为石墙太高了，这些木头起的是‘拉筋’、维护稳固作用。它们贯穿了整个墙体，有可能就是北宋《营造法式》记载的‘纴木’，它是中国古代城建技术的重要创举。”经鉴定，它们都是柏木，不是本地的。　

　　近几年，考古队在对皇城台门址一带发掘时，揭露出广场、瓮城、南北墩台、门道等。其中面积2100平方米的广场，被确认为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广场。此外，在东墙北坡的“弃置堆积”内，出土了约200件筒瓦、板瓦残片，暗示着皇城台台顶存在着覆瓦的大型宫室类建筑。尤为可喜的是，考古人员在30立方米土方内，发现数千枚骨针，各类骨器超过300件，表明皇城台顶部存在着骨器手工作坊。这些骨料经过了不同工序的加工，展示了史前石峁人制作骨针的整个过程。邵晶介绍，石峁人采集到骨料后，先把它们砸碎，然后从中挑选出长条的骨片进行切割、打磨，做成细小的骨条，再进行打磨和钻孔，最终加工成骨针。　　

　　“华夏第一门”里的秘密

　　内、外两个瓮城，南北两个砌石夯土墩台，以及“马面”、门塾……考古人员陆续发现了石峁古城相对完备的防御体系。发掘表明，石峁的外城东门址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庞大、结构最复杂、形制最规整的城门遗迹，被誉为“华夏第一门”。　

　　站在外城东门址俯瞰，皇城台尽收眼底。作为石峁城址的制高点，外城东门既是控制交通、外防内守的实体屏障，也是石峁统治者构建的精神屏障。这里发掘出的瓮城、马面等早期城防设施，形制规范、设计精巧、建构技术先进、形态成熟，是国内确认最早的同类城防设施。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在城门外加筑瓮城始于唐代，而石峁瓮城的发现，首次将中国最早的瓮城实例追溯到了距今4000年前后。另外，“马面”出现在有实物证据的汉代城墙上，而石峁城址至少发现十多处马面遗迹，将中国的城防史和城建史中这种附属设施的年代，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专家研究发现，东门址的门道呈东偏北约31度，恰恰朝向夏至日出的方位，暗示着石峁人已经拥有了完善的测量工具和计算方法，掌握了观象授时及农耕稼穑等天文历法知识。东门址发现了6处祭祀坑，人牲数量达百余具之多，其中一处埋有24具人头骨，多属于年轻女性，头骨多有明显的砍斫和烧灼痕迹，这一迹象或与人牲伐祭、燎祭等人祭仪式活动有关。

　　“外城东门址和附近出土的300余幅壁画，构图精美，色彩斑斓，在制作工艺和绘制技法上均与汉代及其以后的壁画相似，这暗示着中国早期壁画的基本制作工艺和技法早在夏代早期或更早时期就已经基本确立。”邵晶说，石峁壁画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出土的数量最多的史前壁画，是研究中国壁画发展史、早期壁画的艺术特征和制作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制几何图案，壁画由颜料层、白灰层和草拌泥层构成，颜料包括铁红、铁黄、绿土以及炭黑。“现在外城东门址还有壁画，绝对还有，没有完全发掘出来！”

　　每一次发现都超出了想象

　　陶鹰、“哨所”、口弦琴……在石峁，接二连三的新发现打破了考古人员已有认识的局限。石峁的精彩远远超出了想象！

　　两年前，在皇城台出土了几个陶质的鸟类爪子残片，但不敢确认。“我说‘可能是个鹰’，可能是很早的陶俑之类的东西。因为红山文化就出过陶质的女神像和男神像，我们想着石峁可能也有。”邵晶说，第二年在同一位置又出土了几百个陶片，也找到了头、翅膀和尾巴，一年下来拼出了十几件鹰形的陶器，都是站着振翅欲飞的陶鹰。一些鹰的表面还能看到彩绘。这些鹰放在皇城台里有啥用？邵晶说：“这些陶鹰当时供奉在宗庙里。现在只能认识到这一步，随着发掘的深入，也可能会有另外一些陶塑形象出来，意义可能会更加明确。”　

　　“一个考古队员在一个圆土包前，竟然一脚踢出了一块玉铲。”孙周勇回忆，当时调出航片一看，发现这个圆土丘是个天圆地方的东西，从正投影上看，应该是个大圆土包，外面是个石头围成的圆框，里头是个方形的石头框。因为过去发现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祭坛，有方形有圆形，有的祭坛部位还发现高等级墓葬，以及大量随葬的玉器，因此最初推测，这个圆土丘上的遗迹很可能是跟石峁祭祀有关的“祭坛”遗迹。

　　“我晚上做梦都梦见把它挖开后，里面的玉器满满当当，大伙儿拉着架子车往外拉（玉器）。”孙周勇说。然而，在随后的考古中发现，这是个石头构制的东西，石头墙上是木架构的高层建筑，石头方框里没有人活动的迹象，没有发现墓葬和玉器，而是一些零星的陶片。“‘祭坛’没发现，我们有些失望，后来判断这是一处‘哨所’，有四道石头墙把它围起来，墙上有凹进去的塞木头用的槽子，上面形成一个木架构的瞭望空间，士兵在上面巡逻。我们叫它‘预警设施’，就是通风报信的，功能跟长城烽火台一样，观敌瞭望。” 此后，在城外又发现了3个同样结构的遗迹。

　　据孙周勇介绍，2016年、2017年在皇城台还发掘出20余件形制多样的骨制口弦琴，共存的有骨制管哨和陶制球哨。最新测年数据显示，口弦琴制作于距今约4000年前。这批骨制口弦琴制作规整，呈窄条状，中间有细薄弦片，一般长约8至9厘米、宽逾1厘米，厚仅1至2毫米，由琴鞘和簧片两部分组成，器身镂刻舌簧，乐器特征明显。这是目前国内所见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弦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