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头金钩扣龙形玉佩

八节铁芯龙虎玉带钩

龙虎并体玉带钩

七星纹银带钩(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提供）

　　博物馆寻珍录

　　在西汉南越王丰富的馆藏中，有一种特别的藏品，个头不大，数量不小，多达30余件。它们就是带钩。

　　带钩，顾名思义，就是我国古代用来束腰或佩挂物品的挂钩。它曾经是古人尤其是男性贵族、文人与士兵的日常用品，非常流行；而且历史也很早，目前已知最早的玉带钩出土于4000多年前的良渚遗址。

　　虽然从实用性上来说，带钩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但由于其使用于服装外饰，所以和今天的时装、车标一样，也逐渐演变出一些礼仪和身份区别的意味。

　　南越王墓里出土的这批汉代带钩，是当时最高水准的精品。

　　“满堂之坐，视钩而异”

　　它是身份的象征

　　这批带钩中，有一件八节铁芯玉带钩，长19.5厘米，虎头宽4厘米，重197.5克。它出土自墓主人棺椁的头箱，由一根铁柱穿连8块玉而成。钩首为龙头，瘦瘦长长。钩尾为虎头，用一块玉细致地雕刻出老虎的凸眼、直鼻、獠牙、胡须、浓眉。钩身刻有鳞、鳍和缭绕的云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一件非凡的艺术品。

　　文物专家们指出，带钩可分为弧形和直形两类。一般均由钩、颈、体、钮四部分组成。弧形钩与环、扣相合以达到束紧连接腰带的目的；直形钩主要用于搭挂连接，也有纯装饰之目的。常见的带钩以青铜铸造居多，也有黄金、白银、铁、玉、石、木等制成的。据现有的资料看，带钩按外形可分为条、棒、铲、琵琶、鸟兽等形状，大的长半米，小的仅有2厘米，以10厘米左右最流行——这个长度跟现在的男士用皮带扣大致相当，可见是在长期的使用中自然形成的方便规格。

　　《淮南子》有云：“满堂之坐，视钩而异。”一语道出了其在古代社会中身份标识的作用。按学者王莉的说法，至晚在战国以后，带钩作为装饰已形成一种风气，浮雕、错金、镶金、镂空、包金、鎏金等装饰手法渐次出现。小小的带钩，成了匠人炫技的艺术品。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研究人员王维一分析指出，带钩在墓中共出土36件，其中4件为玉带钩，它们“形体最大，造型精美，做工精致，保存状况好，同出自墓主棺椁中”“代表了汉代玉带钩的最高水准”。如其中一件龙虎并体玉带钩，“玉色青白，质地莹润，造型奇特，虎在钩首，龙居钩尾，两体并连。龙张巨口，虎举利爪，二者共夺一圆环，整个器物构图简练，式样新颖，前所未见。”

　　而南越王墓出土的带钩之多、品种之丰富、做工之精美，都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小小的带钩救了一位春秋霸主

　　中国古书中描述带钩的地方不少。其中最出名的当属管仲箭射齐桓公，被齐桓公的带钩挡住的故事。小小的服装配饰，救了未来的春秋霸主一命。庄子说的“窃钩者诛”，指的也是带钩，不是鱼钩、铁钩。

　　玉带钩在西汉达到鼎盛期，东汉开始衰弱，魏晋以后被带扣替代，元明清则又有所回潮，不过玩赏性已经超越了实用性和标识性。它的演变过程，也是一个实用器物设计改进的过程，与人们的生活习惯、活动方式的变化息息相关。

　　在带钩的鼎盛期西汉，无论形制、纹饰、艺术风格都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经由技术进步的加持，有了大大的发展。所以西汉时期的带钩工艺一改几千年来的单纯简练和一味追求形似的古朴作风，转向精雕细刻和生动传神。所以，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技术和艺术性上来说，都是非常高水准的。

　　魏晋南北朝以后，因腰间革带演变为佩挂各种随身物件的蹀躞带，带钩有相当长时间不再大量使用。当时用来扎束腰间带的，是一种环形带扣，其形或圆或方，大都附有扣针。用时将其卡入皮带的一端，另一端伸入扣内，然后插入扣针。可见这就是今天的皮带扣原理。这样的好处是比带钩方便，且牢固。所以经由这次设计改进之后，带钩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大量使用。

　　研究者指出，元明清时期的玉带钩已由实用性逐步转为玩赏性，一般都有花草、动物的浮雕和立雕。钩首多为龙头形，以龙螭纹相组合的玉带钩最为精美。元代人喜欢穿袍服，一般都要在袍服外束带。明清时期的玉带钩，大都是琵琶形、如意形，钩身上常有大量圆雕镂空，或镶嵌各种宝石，精雕细刻，十分繁琐生动。更特别的是，这一时期的带钩“多成对出现，亦多不为用，成为仿古器物的玩赏物，被作为一种古文化而流传”。

　　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博士樊进指出，古代带钩大致经历了“钩孔式”带钩、“插孔式”带钩、“钩钮式”带钩的演进。这一过程体现的是“在适人尺度、操持方式”上的不断变化。也就是说，所有生活用品的设计越来越方便。

　　刻在上面的北斗七星是装饰也是“祥瑞”

　　南越王博物馆中，还珍藏着一件七星纹银带钩，钩首是龙头形状，钩身装饰着北斗七星纹。这是南越王墓出土的唯一一件与天文有关的文物，因而更显其珍贵。

　　汉代墓葬中的“北斗”形象是很突出的标志。北斗信仰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两汉时期“北斗”形象大量出现在墓葬中，除了刻画在陪葬器物上，也被直接用于装饰墓室。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学者朱青、杜林渊指出：“墓葬中带钩不同的摆放位置代表其不同作用，大致分为四种：一是革用带钩；二是配器用钩；三是配物用钩。还有一种带钩是专门用于随葬的，它一般放置在某一器物内。淮南发现的西汉北斗铜带钩和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北斗纹银带钩，都没有发现盒子，但不排除它们原本置于容器中、但容器已经朽坏的可能。这种带钩被视为祥瑞之物，用它随葬是为了辟邪驱祟。”

　　两位研究者引《后汉书·五行志》说：“光禄勋吏舍壁下夜有青气，视之，得玉钩……身中皆雕镂，此青祥也。”古人认为，带钩本身就有驱邪功用，制作成北斗状以加强“神力”，体现了北斗“厌胜”的作用。

　　总之，小小的带钩，既体现了冶金、铸造、镶嵌、雕琢等技术的进步，也体现了社会观念、民间习俗的变化，还有实用性、便利性的考虑。它和古代人发明创造并不断改进的各种生活用品一样，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反映了创新思想的活跃。人们的生活，正是在这样的不断改进和创造中，变得更好。